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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道衣冠:1934年上海统一校服运动
2013-12-25 1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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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岁的林徽因(右一)与同学穿培华女中校服留影。
一说起民国的学生,大家脑中多少会闪现出长衫款款蓝衣飘飘的一腔文艺范。不过,真要说清民国的校服样式,恐怕也挺复杂。

就大学而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之类的毕业照上,学生都是金丝眼镜,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一派商界精英的模样;而“金牌子”交通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则肯定是一水的中山装,时代气息浓郁。据清华大学1928年《清华周刊》上对本校服装形式做的统计,在北京号称“洋气”的清华学子,穿长袍的有63人,西装有34人,马褂有4人,学生装有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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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生“须备校帽,在操场上必戴之,途中设遇师长,须脱帽致敬”。图为一名育才中学学生戴校帽的自画像。
上海作为近代教育的发源地,中小学学生制服引领全国。早期工部局西童学校沿袭英国公学的校服传统,必须为学生制装,穿着统一校服,而上海的这类校服采用进口毛呢料,与当时英国校服并无差别。

辛亥革命后,出现了日本式学生装校服,还有中学小开混迹各大公园和舞厅,当时称为“礼拜六西装派”。而幼儿园(幼稚园),则更加混乱。1931年《新家庭》杂志介绍上海情况:“某幼稚园教务主任,校中有幼生三十人,而一加调查,则穿开裆裤者,竟达二十二人。”有学生穿僧服,因为过继给菩萨,还有脚上套二个铁圈的,形同脚镣,家长说“不如此者,恐将逃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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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袍”到“阴丹士林”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各校校服可以分为几大体系。南洋模范中学及其附小,由于其童子军著称于世,童子军军服也成了低年级事实上的校服,童子军运动的勃兴也带动其他不少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有一套童子军军服可参加会操。位列工部局四大华童公学之列的格致公学,学生普遍穿着马褂,并无硬性规定统一校服,不过其校内按照英国公学制所划分的四大学院却都有自己色彩不同的院帽。而另一所育才公学,在其《上海市工部局育才中学校规》第一条为:“凡本公学学生须备校帽,在操场上必戴之,途中设遇师长,须脱帽致敬。”育才公学的校帽帽前有鸭舌,上面配有校徽,毕业班的帽子顶部还有一个红圈,作为标识,称为学长帽。学生一旦戴上学长帽有许多“特权”,在校园里就算是个小先生了。老牌教会男校圣芳济学院与徐汇公学即使到1940年代,学生依然是一身长衫,一副传统读书人的做派。

至于教会女校,郁仁方在《圣玛利亚女校学生生活》中回忆:“本校没有一定的制服,平时所穿的都是朴素的家常便服,不过上体操的时候,就都换上了白色的运动衣,胸前制有蓝色的记号,下面穿了黑色的操裤。赳赳武夫的样子,正是巾帼英雄。”在毕业典礼等大场合,中西女塾学生都会统一穿上白旗袍,不过,这与平日里作为上海各大报纸杂志流行焦点的形象有点不符,1926年有人公开叫板:“北四川路某广东女校,规定国货蓝布旗袍为校服,女生来往路上颇为注目,深能表现贞静朴素,诚可风也,中西女塾之姐妹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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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图画时报》上的上海中西女塾学生,在毕业典礼等大场合,中西女塾学生都会统一穿上白旗袍。

这“颇为注目”的国货蓝布,指的是随即于1930年代起在上海乃至全国大为流行的阴丹士林布。阴丹士林原本是一种德国颜料名,由于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可以历经我国传统甩砸捶打等原始暴力洗涤而“永不褪色”,更加上国货的称号,被极为推崇,也成了制作学校制服的“基本料作”。
1936年,一位叫赵良的无锡老师为学校整齐美观起见,学上海学校,特给全校做一色一式的校服,“就仿效华童公学的大体学生,以‘阴丹士林’色布做秋冬咸宜的长衫。”他派人赶到上海去购布十五匹。因为民国《服装条例》规定长衫的下摆距脚踝只六寸,实在太费布料,回来发觉没买够,就偷懒在本地买了普通蓝布,而这类蓝布,被学校裁缝愤怒地视为山寨货:“新的时候,虽颇美观,但一落水就走色了。”“所以我们要买不落色的真正阴丹士林色布。”

这种阴丹士林布做的蓝色长衫,作为清代私塾书院里读书人的传统服装,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早的学校校服,“长衫党”之历史源远流长,可谓国粹。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阿Q、孔乙己尽然落魄,那一身长衫是断不可脱的。

1936年吴用九于《进修半月刊》一文痛陈中小学学生穿着长衫的弊端,“新生活运动中,首重生活纪律化,对于服装自非注意不可。”“衣服可以变易一个人的外形和精神:着上某种制服,则姿势优美,精神充足;着上马褂长衫,则老成持重,举动笨缓。”“如欲儿童有活泼之精神,马褂长衫,不相宜,应加改革。”“如能一律穿短衣,读书人宜穿长衫,长衫党之陈旧观念可以消除,学校中贫富阶级,形式上亦可打破。儿童现出劳动之身手,教育现平民主义的精神。”

爱国的统一校服
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动“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以学校成为中心和基地,统一校服成了一个能迅速改变学生面貌的举措,既兼思想教育又兼国货宣传,遂被重视起来。

最早推动校服统一运动的为各省“服用国货委员会”,其后由教育部统一指挥,各省教育厅用行政命令强力推进,制定时间表及实施细节,以求两年之内将学校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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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蒋介石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其中包括统一校服。图为当年上海交大毕业生合影,他们一律穿中山装。

相比之下,上海教育局对于推广统一校服,虽理由所有侧重,但力度照样强硬:“日前曾召集中小学校校长开会征询意见,大体均已决定,惟高中男生制服,用学生装抑中山装,军帽用硬顶抑软顶,业由市教育局电部请示,一俟得到复电,即可决定,公布施行。”9月12日《申报》刊载《中小学统一制服后 各厂号竞送制服样品》:“市教育局颁布本市中小学生制服统一办法后,各厂号多到局索取该项办法,赶制制服样品,以便送局审查,惟此项样品,必须绝对采用国产质料。”1935年上海立达学园制定《限期完成统一学生制服办法》。“各级学校学生须穿着规定之制服,教育部早有明令。近日上海市教育局又严令所属各校限期完成统一学生制服,本学园决自下学期起,厉行统一学生制服。”按照这份规定来看,初高中男女生都需准备三套制服。比如高中男生需灰色呢学生装一套(连帽),六元,灰色呢大衣,骆驼绒里子,价约八元。黄布学生装两套(连帽),六元,而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五元。“以后高初中女生之外衣,除用制服外,不得穿着其他任何衣服。至高初中男生,则长袍长衫等便服概不得带至学校。”

划一的校服,划一的精神
尽管1934年后,上海全市至多只有三分之一学校实行了新校服制,然而,在抗日救国的高涨环境下,统一制服之下,学校急速地开始了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培养。与新生活运动相结合,升国旗、晨会课制度、三民主义党课乃至洗澡须用冷水都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这种“朴素”作风与意志的磨练成为学校对学生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的必然表现。

时位居江苏中学之首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堪称典范。张根法于1936年第3卷第3期《青年月刊》《“教”“训”“军”合一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一文记叙道:“学生的制服都崭齐一律,高中生全体是草黄色学生军制服,女生全体是‘青一色’的旗袍;初中则全童子军制服,别的杂色衣服不但不能在校中穿,而连在寝室内挂在衣架上也是不容许的,不然就有‘吃大菜’的危险。”“全校学生一律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在生活上所表现的都是严肃整齐,男生全体是剃光头或平顶……校长及导师以身作则,不穿洋装,改成光头,完成(全)与学生打成一片,除年龄能断定这是先生外,其余完全是学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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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成立。童子军的服装也是当时中小学校制服的一部分。

文章介绍道,学校的普通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学生一律早睡早起,在五更鸡啼,天刚发白的当儿……以短促二十分钟时间作为学生洗漱,整理内务及打扫寝室的时间之总和。‘考美’的运动,由各常务导师值日检查,清洁。”“接着很快的集合号又大大地吹着,以三分钟为集合的标准时间,在一个大操场上先行举行升旗仪式,接着练习体操,再跑完三大圈。“态度是严肃的,就没有谈笑风
气的情况,只能得到一二三四或大家努力的口令从近二千个青年男女喉咙中所发出的雄壮”。等到跑步停止,用高亮的声调唱“我校所特有晨会歌,最后大家咬紧着牙齿,捏紧着拳头拍掌嗔怒地喊一声‘不要忘了九一八’每天的晨会才算结束。”“吃早饭,总务长的口令‘挨次序,目标饭厅,便步走’。再等执星官吹一声警笛的声音,大家方努力加餐。几位训导先生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决不能讲半句话。”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所以,一位王桥在《教师之友》写道:“我们尽可以规定同一色调的,用最便宜的国布做的普通衣服来做校服,不必求其新,只求其清洁就可以。穿上整齐一色的普通清洁衣服,一样的有精神可以划一服装。”

来源:《东方早报》,有部分删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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